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伟大的女性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忠诚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今天我们一起来怀念三位女战士的传奇经历，回忆她们在隐蔽战线波澜壮阔、辉煌精彩的非凡人生。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这首耳熟能详的《卖报歌》，他的词作者叫做安娥，《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名曲也出自她手。谁能想象，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剧作家，还是我党第一位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红色女特工。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获鹿一个书香之家。她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思想追求进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隔年赴大连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春奉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我党隐蔽战线专门机构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科（“中统”前身）中发展了重要关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化名杨澄瀛）。1929年，安娥归国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根据党组织指示，她奉命打入调查科，担任鲍君甫秘书，协助鲍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安娥成为我党历史第一位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女战士。安娥仿佛天生就带着情报员的天赋。当身着华服时，她是大方优雅的秘书小姐；当她粗布长衫时，又是朴实无华的女青年。在调查科内，安娥的工作卓有成效，及时为党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安娥自幼熟读古文、诗歌，对文学和音律有着浓厚兴趣，她创作发表各种作品，艺术性、传播性很强，这引起了众多有才之士的关注，其中包括当时颇有名气的《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他为安娥的清秀容颜和大方得体举止所吸引，经过一段时间交流接触，两人相见恨晚，步入爱河。
抗战爆发后，安娥又积极奔赴战场，担任战地记者，辗转武汉、重庆、桂林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和田汉投身人民文艺事业，不断创作新的作品。
她是记者，是外交官，活跃在中国对外交流第一线；她也是隐蔽战线女战士，在无声战场坚守数十载。胡济邦，一位“身兼数职”的多面女性，变换的是不同的身份，不变的是忠贞的信仰。
1933年，胡济邦参加党的情报工作。她经介绍，到国民党兵工署长俞大维家里教其子英语，借助这一有利条件，乘机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对中央苏区“反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夏，俞大维推荐她到国民党外交部护照科工作。不久，党组织指示她设法办理16本前往苏联的护照，胡济邦迅速行动，很快拿到了护照。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她假扮成一位党员的情人，以此为借口成功将16本护照送到了党组织手中。此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当面夸赞：“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的护照！”
1934年，胡济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胡济邦被南京国民政府派到国民党驻苏联使馆工作，后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正式派驻国外的女外交官。在苏联期间，她牢记我党指示，以公开身份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同时心系国内局势，为我党提供大量帝国主义情报。胡济邦熟练掌握多国语言，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铁托等众多风云人物。
二战爆发后，胡济邦主动奔赴前线，成为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女记者。她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前线照片，写出了数篇有关战地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报道，这些资料成为当时国内了解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窗口。
1946年，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被蒋介石称为“铁桶一样的城市”。国民党军政人员多达11万，在册警察近万人，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受8次毁灭性打击，多位我党南京市委领导惨遭杀害。关键时刻，党组织派遣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女干部陈修良前往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同年，陈修良设立南京情报系统；1948年，又设立南京地下策反系统，两个绝密系统均由她单线联系。在她的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组织迅速从200多名地下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各行各业秘密活动，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947年，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为减少军民伤亡，党中央把地下工作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上。陈修良带领南京地下党组织迅速响应，先后参与策反了国民党轰炸机第八大队愈渤机组、国民党海军最先进军舰重庆号、负责保卫南京和蒋介石安全的国民党少将师长王晏清等。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拉开帷幕。陈修良领导南京地下党，全面出击，配合解放大军的到来。4月23日，南京胜利解放，陈修良作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书记，终于结束了惊心动魄的虎穴生涯。
